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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伍柳村教授明确提出了教唆犯的二重性命题，这里的二重性是指从属性和独立性相统一的二重性

伍柳村教授明确提出了教唆犯的二重性命题，这里的二重性是指从属性和独立性相统一的二重性

实践是理论的源头活水。孙国华：《论我国人民民主法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政法研究》1955年第1期。

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14章这就要求我们坚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有机统一，不断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不断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哪些改革中出现的困难和障碍是由制度和规则问题引起的。制度和法律不仅要在宏观上有效支撑改革的顶层设计，也要在微观上有效规范改革的具体过程。新时代，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优越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提高运用制度和法律深化改革的能力，提高运用制度和法律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提高运用制度和法律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能力，善于在制度的轨道上推进各项事业发展，切实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应从现实条件出发，以问题为导向，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更好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健全和完善相关制度和法律，更加有效地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水平和效率。我们不仅要善于将新发展理念融入调整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关系的制度和法律之中，而且要通过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确保相应制度和法律有效实施，坚决纠正、彻底摒弃不适应、不适合甚至违背新发展理念的行为和做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经毛泽东同志倡议，由董必武、林伯渠、沈钧儒、邓颖超、罗瑞卿、史良、王昆仑等90多位社会著名人士发起，建立了新法学研究会。

张文显：《再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学》《中国法学》1997年第3期。陈柏峰：《社科法学及其功用》，《法商研究》2014年第5期。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各环节中的诸多问题，不是仅靠法学一个学科就可以独立解决的。[11] 陈兴良：《刑法教义学方法论》，《法学研究》2005年第2期。

不习法理，无以效职，[21]把熟谙法理作为选拔官员的重要条件。有些传统法学部门盲目搬运西方不同国家的法学理论和方法，以致 学术分裂，严重遏制了相关学科的健康发展。

面对社会发展和法治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和新需求，发展新兴学科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的当务之急。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仅是一个统领法治建设全局的实践概念，而且是一个思想品位极高的理论概念，是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的统一。尤其是作为法学研究生核心课程的法理学、宪法学、刑法学和民法学，在学科体系当中体量大内容多影响广，必须以研究和解决中国问题、凸显中国特色为导向，更加注重立足国情和本土资源，对复杂现实进行深入分析、作出科学总结、提炼规律性认识，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并将其贯穿于研究和教学全过程，逐渐摆脱对西方法学理论和研究资源的依赖，破除西方国家刑法学、民法学的教条主义禁锢，使我国的基础学科和传统学科坚持法治的中国道路、凝聚法治的中国经验、彰显法治的中国精神。作为法学体系之内核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法治体系的思想保障，引领法治体系沿着正确方向科学发展。

改革开放如春雷乍响，推动新中国破冰解冻迈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关于社会主义新法学建设，参见张若愚（张友渔）：《法学基本知识讲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第51-129页。新兴学科开设不足，学科设置滞后于实践，不能回答现实问题。中华法治文明和传统法律思想是中国法学的血脉。

与社会主义新法制建设相比，社会主义新法学的概念则更早形成于新中国成立前。法律学通常把法律看作一套规范体系，并采用逻辑实证或经验实证的方法去注解、分析、解释法律规范的含义及其适用范围。

二、法治体系论统领新时代法学理论创新 中国法学70年的成长经验证实，实践是创新之源，创新是理论之本，理论是科学之基。法律规范的效力并不依赖于它的内容是否符合某种正义标准、道德标准或其他任何先验标准，而且它从根本上反对关于法律正确性的种种形而上学。

[19] 《汉书·纪·宣帝纪》中的法理之士为目前所见最早单独使用法理一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是唯一的正确道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个概念和命题，即法治体系论作为新时代法学研究和理论创新的新范式，使其肩负起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的历史使命，有充分的理论和方法论依据。全球化是一个包括经济全球化、环境全球化、公共事务全球化、法律全球化等在内的综合概念。[15] 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科学命题，并将其科学内涵和核心要义概括为十个坚持。按哈特、德沃金等学者的说法，法律学是一种依赖于逻辑和经验的认识形式，其对象是实在之物，即由立法机关制定或由司法机关认可的实在法。

推动开设了马列主义法律理论、新民法原理、新刑法原理等新法学课程，并审定了（1956年7-8月）国家与法的理论、宪法、民法、刑法、刑事诉讼等全国法学院系核心课程的教学大纲。面向未来，要把发展作为法学与时代共舞的要旨，悟透当代中国法治的发展逻辑，以发展的思维推动中国法学的进步、开拓中国法学的未来。

（一）推进法学科学化，增强法学科学性 让法学成为一门科学，是古今中外法学家孜孜不倦的追求。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理论框架，即构成某学术群体的研究基础、概念系统、基石范畴、核心理论或者话语体系。

权利本位法教义学法社会学现代化全球化等现有的研究范式难以全面、动态、深刻地呈现法治在中国的实践万象，更无法从根本上治愈理论在面对实践时的贫困与幼稚。[13] 参见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71页。

[16]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依法治国实践中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时代性、标识性概念和命题，形成了内涵科学、逻辑严谨、语义创新的新思想、新理论、新话语。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启了中国的历史新纪元，也标刻了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起跑线，激活了中国法学的生命原点。[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2页。其中折射出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思想认识上的不成熟，对法治兴则国家兴的法理逻辑和法治兴则法学兴的科学规律缺乏基本认知。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法学界针对市场经济与现代法的精神、市场经济与法治经济、公法与私法、权利与权力、公平与效率、契约精神与人文精神、人权与主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制系统、依法治国、法治国家、法系与中华法系、法律文化和法治文化、一国两制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物权与物权法、知识产权与无形财产权、商事通则、税收法定、社会法调整对象、环境权、法律责任、罪刑法定、犯罪构成、法益与社会危害性、无罪推定、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诉讼模式、国内法与国际法治的关系、法学教育改革等社会主义法治的实践要题，进行了广泛总结、精深研究、科学论证、创新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在新时期的法治探索中集腋成裘、渐成气候。黄文艺编：《全球化的法律分析》，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188页。

2011年，党中央就明确提出要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在国家层面上提出了以对中国实践的创新性解读为基础、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在全球范围内争夺话语权的重大任务。只有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才是正确选择。

十八大以来，我国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依宪执政引领依法治国，科学立法保证良法善治，严格执法维护法律权威，公正司法确保公平正义，深度普法弘扬法治精神，全民守法提振社会文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军队、法治社会、法治经济建设相互促进，国家法治、区域法治、地方法治、行业法治、涉外法治协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日益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卓有成效。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主编：《中国法学四十年（1978-2018）》，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66页。

法律学特别是其中的刑法学、民法学等传统法学长期被称为注释法学、法教义学。其内容为：赞曰：孝先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近几年来，法经济学、法社会学、法人类学、法政治学、法伦理学、比较法文化、法律方法论、法律与文学、法律与艺术研究等，正是在共享概念和范畴研究的沃土上蓬勃成长的。[16] 《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集中统一领导 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人民日报》2019年8月25日第1版。

但与构建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相比，构建中国特色法学话语体系的难度更大、任务更重、耗时更长。三是法学成果为人民共享，要让法学成果为人民所理解、被人民所接受、使人民满意、令人民乐道。

21世纪后，全球化的速度进一步加快，正在有力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形态，也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三）构建中国特色法学话语体系 一个国家的话语体系是以本国语言文字对由诸多概念、理论、信念和经验所组成的思想体系的系统表达，话语体系以其自身所负载的思想力量和魅力而形成的影响力、支配力、权威力就是话语权。

其次，要弘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主义民主惨遭破坏，法制荡然无存，社会主义新法学在风雨飘摇中坠落。